。但他又一次从报纸上看到了西班牙人肆意欺压迫害古巴人的暴行，以及古巴人民奋起反抗的报道后，大为感动，便辞去了薪水丰厚的职务，去古巴当了一个志愿医生，在古巴一干就是好几年，直到古巴成功独立，他才功成身退，后来他又参加过布尔战争，为布尔人的自由而战斗过。 因为这些故事，在周树人的心里，自然而言的就将麦克米兰先生和英国诗人拜伦联系了起来，将他想象成了拜伦的样子：消瘦，脸色苍白，倔强，偏激而深刻。然而当这位医学院未来的院长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人和他的想象完全是两个样子。 麦克米兰先生并不高大，论身高也只比周树人高一些，但因为四肢粗短，所以看上似乎比周树人还要矮。他的胳膊几乎和周树人的腿一般粗，而大腿呢，几乎就和周树人的腰差不多粗细，而他的脖子几乎比脑袋还粗。虽然是白种人，但是大约是在阳光灿烂的古巴呆久了，所以脸上的肤色看上去不像是个医生，倒像是个铁匠。 周树人也学过一些英语，这使得两人的交谈倒不是大问题。在得知周树人是正儿八经的学过医学的事情之后，麦克米兰显然很高兴，便和他聊起了现代医学的新的进展，他还将最新的几期《柳叶刀》杂志送给了周树人。 当然，除了谈医学，他们也谈到了革命。 “医学的核心是人道主义，革命也是一样。在我看来，革命是最大的人道主义。”麦克米兰咬着一支雪茄对周树人这样说，“我是普通外科医生，我知道为了救人，我们做医生的经常需要把那些已经坏死了的，病变了的，危及到病人生命的东西割掉或者杀死，这虽然于病人很痛苦，但救人却是医生的人道主义。革命也一样，革命就是将社会上的那些坏死了的，那些危及整个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生命的就像坏掉的阑尾，或者是病菌一样的坏家伙消灭掉。这虽然会带来一些损失，也许会有无辜的人在革命中死掉，就像我们医生用药或是开刀，也会杀死很多健康的细胞一样。但这种痛苦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救人，才能救更多的人。所以做医生的，做革命者的不可以不勇敢的去处理这些事情，这就是革命者的更高的人道主义。如今就我的感觉，中国的社会严重的病了，有一些革命者邀请我一起来治疗她。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医生的义务，所以我就来了。希望我们能够齐心合力，把这些病症都尽可能的治好。” 麦克米兰先生不是仅仅说说而已，他更能身体力行。医学院的布置很多地方都是他亲自设计的，而在学院开始建设的时候，你也总能看到他亲自在工地上奔走。就这样，到了一九零七年年初，医院和医学院的建筑部分都已经完工了，医生、教师也都到位了，可以开始招生了。 第五百五十四章 救恩医学院（三）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药品生产商，史高治对于中国，乃至亚洲市场的进展一直不太满意。相比欧洲和美洲，亚洲的药品，至少是西药的市场相当的小。而在史高治看来，这绝对是不正常的。因为药品的需求和粮食的需求类似，都是非常刚性的需求，即使亚洲贫穷，但市场也不至于小到了这样的地步。究其原因还在于中医以及中药的统治地位。 这个地位如今在日本已经动摇了，甚至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但在中国，依旧非常稳固。为了打开中国的药品市场，就必须让西医的理念被广泛地接受。而靠着常规的文化渗透的手段，效果肯定是非常有限的。强势文化之所以能迅速的向弱势文化渗透，是要靠这“强势”带来的压力的。 西医在日本能迅速成为主流，明治维新功不可没。在明治维新中，无论是幕府的，还是倒幕的，都必须得到外来力量的支持，因而就不得不接受外来的文化。这样一来，“强势”的作用就明显了。 在中国，如果上层的人物全都认同西医和西药，那么西医和西药就能很快在中国打开影响。上行下效，这正是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所以史高治觉得政治上的投入绝对是手段之一。 “如今的中国，满清政府的合法性已经被广泛质疑了。我们的医药部门和革命者站到一起，即使革命遭到挫折，我们也会因为和他们捆绑在一起，而在中国得到‘有良心’的评价。而你们知道，医学这个行当，是最需要良心的行当。你们知道，世界上的采购有两类，一般性采购和专家采购。前者是日用品之类的玩意儿，购买它的人，不需要什么专业的知识。另一种就m.ＤｘＳzXEＤu.Ｃ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