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帝国优秀将领，决不能放过战场上的任何一个机会。 如果不是谢昌云做了利用马当和长山为诱饵来引日军上钩的充分准备，冈村宁次的这一计划可称得上是无懈可击。 但冈村宁次绝未料到他的对手竟敢以放弃长山和马当为赌注，来争取掌握其后的战役主动权与他进行博弈。 谢昌云也同样的需要这几天的空隙，否则日军舰队一旦沿江而上封锁江面，不仅过江歼敌不再可能，而且打击江南日军的计划也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同时，广东研制的专用于对付日军舰队的新式武器正在最后实验阶段，还需要半个月左右才能提供给前线使用。 十月七日，江南日军一零六师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开始向彭泽发起进攻。 由于长山和马当已失，原来为统一两处指挥所做的调整计划已失去作用，所以军事委员会在马当陷落的当天晚上，就将彭泽又划还给了第九战区。 接到江南日军开始向彭泽进攻的报告后，谢昌云打电话对接替李蕴衍任十六军军长的董钊道：“董军长，你我之前没有过直接交道，但我对你也是有所耳闻。为了免去你对我的揣度，我可以对你以直言相告。彭泽你可以守不住，但彭泽西南的太平关直至江边这条防御线是我给你的最后底线。五天时间内你守住了，我自会为你向军事委员会申请战功，并优先补充所有人员武器的损失。如果限期之内守不住，那我只能让你成为抗战以来国军任期最短的军长了。” 董钊放下电话摸了一把汗，便立刻把下属一六七师的新任师长和二十八师的副师长（师长由董钊自己兼任）以及各旅长召集到了军部，将谢副长官的命令压低了一个级别以自己的口吻照转之后，而且还补充道：“二十八师自我以下凡有后退和怯战者立刻枪决，打到最后一个人我亲自上。一六七师于长山失利已背负耻辱，这是你们一个挽回的机会，怎么样办你们自己斟酌。只有一条你们要记住，我们后面就是十二集团军，你我都无路可退，届时即便我放你们过去，但你们能不能过去谢副长官和十二集团军那一关，我就无从知晓了！” 这段话实际等于告诉了各位手下将领，后退是死，战则还有一线生存希望。 师旅长们都带着背水一战的悲壮离开了军部。 黄埔一期的董钊如此听命谢昌云，除了军法无情之外，其中也另有原因。 西安事变后董钊随中央军进驻陕西，作为陕西同乡和旧识，同时也为了配合蒋介石“以陕治陕”的策略，董钊入陕后与孙蔚如等来往密切，还曾经一度担任了西安警备司令，直到抗战爆发数月以后才调出陕西，期间多次听到孙蔚如等对谢昌云在关键时多次鼎力相助西北军的赞誉，因而对谢昌云生出许多好感。这次归入谢昌云麾下，尽心效力之心已是先而有之，再加上有了西北军的前鉴，对谢昌云优先补充的承诺深信不疑，因此此番也是豁出来一搏了。 在部署江南的同时，谢昌云更为密切的关注着江北的战况。 日军江北兵团以波田支队和一零一师团交替打头阵，从安徽太湖一直杀进湖北先后击溃了徐源泉和李品仙等部的阻拦，前几步伐几乎是势如破竹。 但是进入了湖北之后，就开始遭遇到了中国军队空前有力的抵抗。 从宿松到黄梅这一段几十公里的距离为大别山余脉，多为连绵的低山和丘陵，而丘陵继续向南延伸到了尽头之后，就是大片的湖泊与湿地滩涂，一直与长江相连，中间根本没有可供的部队通过的路径。 日军要想攻占黄梅，就必须选择较高山Ｍ.DｘＳＺxEdｕ.C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