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过一次张家祥先生的讲座。 讲座上。 张家祥先生提到了他的尊师，华夏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张钰哲院士，那部分内容令徐云至今难忘。 张钰哲院士出生于1902年，第1125号小行星中华星就是他在1928年时发现的。 1950年时候。 张钰哲院士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并且开展了小行星轨道测定。 可当时别说超算了，国内连普通的计算机都见不着半个零件呢——国家要到六年后才会成立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并且在老大哥的援助下得到了m3型计算机的相关资料。 直到1958年。 国内才制造出了每秒30次的电子管计算机。 所以在50年代，张钰哲院士和李珩先生组织了一批七十多人的团队，靠着肉眼去计算、分辨观测记录。 1950年啊……那个时间点的大环境大家应该都多多少少了解一些。 当时新华夏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家的钱袋子紧巴巴的。 别说科研了，甚至连大典上的飞机都不够数呢： 大典上只能把17架飞机分成6个梯队，其中有9架p－51来回飞了两次。 所以那个时期，张钰哲院士他们是没多少经费去拍摄相片的——因为底片很贵。 他们分辨的观测资料主要来自老大哥，老大哥当时和咱们关系还不错，三年内传了7000多份观测记录。 数量确实不少，但这玩意儿有个很麻烦的地方： 它们都是扫描版，辨识难度和原件完全是两个概念。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 张钰哲院士他们咬着牙去推导公式，然后按照差值去比较观测记录。 最终在50－54年之间，他们发现了40多颗新星，为华夏的天文学发展打下了极其坚实的基础。 说句不太好听的话。 肉眼对比是一种很原始、很无奈、甚至可以说很‘蠢’的方法。 但在计算机出现之前，这也是唯一可用的一种选择。 1950年如此，1850年亦然。 随后徐云深吸一口气，继续做起了校对。 只见他重新拿来一张纸，飞快的按照之前的计算过程动起了笔。 “f=@（x，y）2.4645＊x^2－0.8846＊x＊y＋6.4917＊y^2－1.3638＊x－7.2016＊y＋1……” 一分钟后。 徐云看着面前这张编号为1111的档案偏差值，眉头微微一皱。 根据档案袋上的备注显示。 这是一张1846年7月份，格林威治天文台拍摄下来的观测图像。 通过银道坐标系记录，有两张同样是黑白照的佐图。 理论上来说。 这张观测记录的坐标差，应该是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数的——还是以之前举过的从魔都偏到津门为例，正常观测记录可以确定的偏差值是魔都与津门之间的城市经纬度差，相对比较宽泛一点。 比如有可能是松江到津门，也有可能是崇明岛到津门，只能确定具体的城市。 而这张观测记录的精确值却很高，可以确定是从魔都ja区到津门wq区，顶多就是街道分不太清罢了。 但徐云计算出的数值却和档案偏移的轨迹难以互补，大致就是跑到了浦东那边…… 见此情形。 徐云犹豫片刻，还是将它分到了移动轨迹明显的分类里。 或许是坐标系录入的时候有问题吧。 毕竟19世纪对于坐标的记录还是有些原始，多半影响不大。 就这样。 时间继续流逝。 七点半…… 八点半…… 九点…… 九点二十…… 三个多小时后。 约翰·彼得·古斯塔夫·勒热纳·狄利克雷放下手中的笔，说道： “银经偏差值0.7812……4229号档案移动轨迹明显！” 说完话。 他下意识便又抽出一张演算纸，准备进行下一次计算。ｍ.ＤｘＳｚXｅdＵ.Ｃ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