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岔开朱翊钧，说一说他的父亲朱载坖。 明穆宗朱载坖当皇帝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的六年。 这六年内，他除了勤政之外，另外还有一样东西也没放下，那就是色！ 他当上皇帝之后，开始纵欲过度，加上长期服食春.药，身体每况日下，难以支撑。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闰三月，宫中传出了隆庆帝病危的消息。 在休养了两个月之后，他又上朝视事，却又突然头晕目眩，支持不住而回宫。 有记载说：隆庆六年，朱载坖因为与妃子玩大发了，竟然休养了两个月。但刚往金銮殿上一坐，就头晕眼花手打颤，不得以便又接着卧床了。 朱载坖知道命不久矣，便把张居正等三位大臣找来，立了遗嘱：“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 从此一病不起直到逝世，终年三十六岁，后被谥为庄皇帝，庙号穆宗，葬于北.京昌平昭陵。 我们自然肯定朱载坖的勤政，但是，也不希望他太勤政，搞坏身体，更加不应该纵欲。 我们活着，固然要有成就，但是，也不能为了成就而牺牲性命。 我在写晋朝的时候，在末尾写了关于死亡的思考，那里，我记载了一个我自己梦见死亡的故事，哪里知道，二十年后，这个故事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三月份，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工作，便在家里猛写历史，耗费精力过多，人也血压高，吃了药后，没想到心脏受不了，差点心肌梗塞，所幸被抢救了过来。 这才能再次写下这一篇文章。 我深深地感悟，假如没有生命的话，再多的成就又如何？再多的努力又如何？与生命比起来，这一切都是云烟！ 让我们再回味一下我当初所写的文字： 我不知道以我十九岁的年龄去思索关于死亡的问题是否过早？但我确确在十八岁时便被死亡的问题困扰着。那时，发了一个梦，梦见我的心渐渐下坠，跳动越来越微弱，人愈倦，欲入梦乡，周围却众多医生，正呼声抢救。我一直以为死亡是件痛苦的事，没料到竟如此舒适，便想要任其死亡。蓦地，想起我事业未遂，心愿未了，生之福未享，便猛地惊醒。依周公解梦说梦死得生或弗洛伊德说梦乃现实愿望的堆砌物（见《梦的解释》），那我暂时还死不了，不必过多忧虑，但死亡的问题从此便如魔鬼般缠绕在我的脑子中。我这时才深深体会到曾祖母临终的几天前老是说的“我快要死了”这句话是多么的悲哀和痛苦！于是，无端的梦魇接踵而至，让我一夜夜的失眠；悲哀生命的危若朝露，使我一次次的痛苦；曾祖母的一声“我快要死了”，令我感到生命的虚无和悲剧的重量。 我生存承受力已近于破灭而经神近于疯狂，我禁不住一次次问，禁不住一次次怀疑：“人为什么要死？难道生就是为了死？既然生就是为了死，那又何必生？”这时的我，只觉的生是一个上帝赋予人的奢侈行为或头脑发热做出的决定，总之，我觉得，一个人从娃娃落地的那天起，便犯了错误，我无端觉得人出生的哭声，便是为自己的错误而啼哭。我自己思索出来的这个结论，没有给我任何的解脱和一丝的欣慰，反使我陷入对生命的悲哀和死亡的恐怖。于是，我疯狂地阅读一切关于死亡的书。我先是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找到了观点的支柱，可是，叔本华同样只指出生命的悲哀而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案。我便阅读起佛经来，佛陀在涅槃之际劝教徒们不必悲侬，并作偈言：一切诸众生，皆随有生死。我今亦生死，而不随于有。一切造作行，我今欲弃舍。表现了佛陀对生死的豁达。（见《涅槃经》）。陶渊明在《挽歌行》中表现得异常豁达，诗云：“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但后人谁都知道，对生死的豁达并不意味着逃脱了死亡，摆脱了生命的悲哀。这一点李白便深深的意识到，他作诗悲叹：“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见《拟古》）。他便去炼丹寻仙，可仍是一个自我安慰的行为罢了。我想，我对生死决豁达不了，于是，又阅起了《金刚经》来。《金刚经》教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其中又有一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M.dＸＳＺＸEＤU.ｃ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