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 让我们进一步探究下去。阎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三国志·姜维传》中描述，他和宦官黄皓乃是一丘之貉。但《三国志·马忠传》中则说：“阎宇作为蜀汉名将马忠的后继者，累建功勋，勤于军政。”这么看来，阎宇也不是个无能之辈。 事实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史书中所言姜维惧怕黄皓在朝中枝附叶连的说法恐怕并不恰当，让我们换个更准确的说法，姜维怕的不是黄皓，而是以诸葛瞻、樊建等实权派为首的绝大多数公卿。因为，当时蜀汉朝中无论是荆州派还是益州派，都对姜维连年北伐深恶痛绝。所以说，在北伐这个问题上，姜维自成一派，满朝公卿皆是他的政敌。 在刘备时代末期，收复荆州的呼声主导了蜀汉政界。到了诸葛亮时代，为顾全孙刘联盟，国策从收复荆州改为北伐雍州，借此转移国内矛盾。无论是刘备还是诸葛亮，他们制定出这样迥异的战略，除了自身的理想、信念等原因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乃是要照顾荆州派臣子的利益，战争是转移荆州派和益州派矛盾的主要手段。另外，刘备和诸葛亮能顺利发起战争而甚少有反对声，这也是得益于他们极高的个人魅力。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半个世纪过去了，荆州人逐渐将巴蜀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们和益州人一样无法容忍主动挑起战事的行为。这个时候，身为雍州派的姜维成了唯一的好战分子，连年北伐让百姓深受其害，姜维不仅得不到刘禅的支持，更激起同僚的敌视。 黄皓，如刘禅所说，只是个游走在各方势力之间获取利益的佞臣而已。他无疑具有一定政治能量，但也远没达到东汉末年桓灵时代宦官那样大的权势，黄皓在刘禅、诸葛瞻等公卿以及姜维这三方之间充当着缓冲层，他谄媚刘禅，帮助诸葛瞻、樊建等人提拔阎宇，同时又为姜维说好话让其驻军沓中屯田，拿了谁的好处就替谁办事。可一旦大厦倾覆，任何屎盆子都会顺理成章地扣到这个宦官头上了。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谴责诸葛瞻没有压制黄皓，这让后世部分史学家误认为陈寿故意贬低诸葛瞻。事实上，陈寿不仅没有贬低诸葛瞻，反而在黄皓问题上给包括诸葛瞻在内的所有人留足了颜面。即便像陈寿这样公允的史学家，出于复杂的心理，也很难接受满朝公卿都跟黄皓有瓜葛这个事实。虽然压制姜维无可厚非，但毕竟，与宦官勾勾搭搭是一件很可耻的事。何况，蜀汉的衰败最后又必须归结到黄皓头上，这就让他们更加难以启齿了。 总之，姜维那封颇具先见之明的奏疏终归是被昏庸的朝廷压了下来。既然黄皓的权势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刘禅也不傻，蜀汉的政权又掌握在诸葛瞻、樊建等人手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简单地说，这是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十年来，姜维简直比魏国人还要关注魏国政坛的风起云涌，夏侯玄被杀、曹芳被废、司马师暴毙、诸葛诞反叛、曹髦被弑……但凡魏国有风吹草动，姜维总会以此为由发动战争，而他所掌握的兵力正是借着一次次北伐愈来愈强。姜维警告朝廷说钟会入驻关中，在刘禅等人看来无疑是为下次北伐找借口。更何况，这个时候，姜维仍坐拥数万劲旅超脱于朝廷掌控范围之外，刘禅又怎么可能让张翼、廖化带着中央军划归姜维管辖？ 这个偏居一隅的小国就这样在姜维的反复折腾中走过了十年，现在，让我们回到公元263年，蜀汉的国祚即将走到终点了。 不归途 公元263年夏，司马昭颁布诏书：“蜀国地狭民寡，姜维穷兵黩武，苛剥羌人，致使百姓苦不堪言。现命征西将军邓艾进军沓中牵制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进军武都，隔断姜维和汉中之间的通路，镇西将军钟会攻取汉中，东西并进扫平巴蜀！” 这封诏书传到雍州后遭到邓艾的反对，他连番上表请求司马昭取消伐蜀计划。“蜀国政局平稳，不宜攻伐。”邓艾如是写道。这并非他的心里话。此刻，他在雍州的军营中徒自发泄着怨气：“老夫官拜征西将军，本就高于镇西将军钟会（前文说过，魏国的四征将军位阶高于四镇将军），而今，朝廷竟要我替钟会牵制姜维！这是何道理？”邓艾的激烈反对不难理解，他年已六十六岁高龄，很享受在雍州养寇（姜维）自重的安逸，而且，他性格本来就傲慢强横，并不甘心为钟会的成功作嫁衣。 司马昭对邓艾的抗拒心理感到很忧心，遂派遣师纂（zuǎn）前往雍州进行游说。在师纂的威逼利诱下，邓艾总算同意举兵伐蜀。 这年秋天，邓艾率兵三万，直逼驻守在沓Ｍ.DＸＳZXｅｄｕ.Ｃ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