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观迥然不同。王戎爱财，王衍却自命清高，鄙视钱财。有次，王衍言道：“钱财如粪土，我连说出钱这个字都觉得恶心，从今以后，我绝口不提钱字！” 郭氏贪婪，好敛财，故意跟王衍作对，便趁着王衍熟睡时，在他床周围堆满了钱。王衍醒来，满眼都是钱，知道是妻子想逼他说出钱字，不禁恼怒道：“把阿堵物都给我拿走！”“阿堵”是晋朝时的口语，“阿堵物”意指“这东西”。后来，阿堵物就成了钱的代称。 司马炎曾问王戎：“当今之世，王衍能跟谁相比？” 王戎不吝溢美之词：“要问谁能跟王衍比，当今是找不到了，只能从古代圣贤中去寻觅。” 这绝对是溢美之词。不过，料想王戎也不是赞王衍的才干，而是赞王衍的哲学造诣。 王衍才华横溢，自比“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贡。他和那个时代绝大部分士人一样，均推崇魏朝夏侯玄、何晏的玄学，且在玄学理论上有杰出造诣。说到魏晋玄学，就不得不提一种风靡于魏晋的时尚社交活动——清谈。 清谈源于东汉末年的清议，不同的是，汉末清议的话题主要是品评名士，其内容多与政治息息相关，而魏晋清谈则刻意回避政治，以《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为基础，针对有与无、本与末、动与静、言与意、自然与名教等问题展开探讨和辩论，完全是哲学范儿的。 清谈自魏朝正始年间开始流行，当时正值曹爽和司马懿紧张激烈的派阀斗争，士大夫一是推崇夏侯玄、何晏的学术，二是为了排解压力，遂创造出这种娱乐与学术兼具的社交活动。正始年后，清谈并没有走向衰败，反而更加盛行，成为魏晋时期最具特色的文化风貌之一。 这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风雅社交令士大夫趋之若鹜，备加推崇，其吸引力甚至比五石散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清谈绝非胡吹瞎侃，而是有一套严格的规矩和流程。参与清谈者人数不定，过程中，一方阐述自己的主题和见解，持不同意见的另一方则竭力推翻对手的论点。清谈的结束，有时是双方求同存异，有时是各自坚持，很难定下胜负。本来嘛，哲学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讲得清的。 晋朝时佛教已相当盛行，因此，清谈常常也流露出禅学的韵味。 有次，一个宾客向大名士乐广请教：“‘旨不至，至不绝’是什么意思？”“旨不至，至不绝”出自《庄子》，大概意思是说：凡人认为探知到了某件事物，便能了解这事物的属性和形态，但其实，这种对事物的认知是极其粗略甚至有误的，故凡人几乎不可能通过触摸或观察了解事物的全貌。这种深奥的哲学思想甚至可以延伸到物理学领域。 乐广听罢，没有直接回答，他用拂尘敲了敲案几。问道：“碰到了吗？” 宾客回答：“碰到了。” 乐广又将拂尘从案几上拿开，问道：“既然碰到了，它又去了哪儿呢？” 宾客做猛然醒悟状。当然，悟没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清谈忌长篇大论，主张言简意赅。王衍曾称赞乐广说：“我跟人说话已经力求简略，但比起乐广，还是觉得自己太啰唆。” 王衍与乐广同是西晋最著名的清谈领袖。乐广留下这个颇具禅机的故事，王衍却留下一个很不光彩的故事。 王衍跟人畅谈玄理的时候，往往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别人指出他的错误，他也满不在乎，随口便将前面说过的话推翻，被人评论为“口中雌黄”。雌黄是一种矿物质，在古代被当作橡皮来用，这即是成语“信口雌黄”的由来。 清谈，作为一种半消遣半学术的社交活动固然无所谓，但遗憾的是，这种社交极大影响了士大夫的心性。倘若士大夫之间的话题过多涉及政治，很可能会被朋友鄙视，他们认为政务是“俗务”，唯有纯粹的哲学才是清高风雅。甚至，士大夫在处理政务时，也不由自主地把清谈时养成的习惯带了进去——政务太俗，什么都不做才是真正的高人。这绝对不是无为而治，实则是借着无为而治的说法占着茅坑不拉屎。其中，王衍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晋纪·总论》的作者干宝评论说：“做官的人讥笑勤奋，却把空谈当成高明，诸如刘颂进言治政之要、傅咸弹劾歪风邪气，都被人称为‘俗吏’，可那些无所事事者却个个名重天下……”这话，极其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官场风气。 王衍推崇“贵无论”，以“无”作为世界的根本。裴则是个务实的人，他不爽像王衍这样的人大行其道，认为应该改变社会风气，遂写下一篇《崇有论》驳斥王衍。裴也是玄学拥趸，《崇有论》同样基于玄学理论。姑且不提二人的哲学见解谁更高深，只针对那时的时局来说，裴的确起到了更加积极的作用。 若真要从哲学角度来讲，王衍虽喜欢畅谈“无”，但料想他并不明白“无”ｍ.dＸSZＸeＤＵ.cOｍ